我跟巴黎通了电话。跟政治警察厅。跟经济警察厅。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。派人到这下面来。”

“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。”拉克洛斯说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。假如一切不是假的，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。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，在这些谋杀之间，在他们所有人之间，都有联系。‘月华’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，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，他们不是亿万富翁，路易，他们贫穷，全有家小，就跟你和我一样。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。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，闭嘴不吭声，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，先生？”

“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，我也愿受诅咒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们！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。”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。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。

“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。”他说“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。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。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，路易。你想想，假如那是你的母亲。”

这个矮小、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。他的身躯直起来，疲倦的眼睛睁大了。当他讲话时，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。他说：“你讲得对，雅克。我是个胆小的猪，这么长时间，总这么胆小。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。谁干了此事，他就得偿还。”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“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。”

“好了，我的老家伙。”鲁瑟尔说。

一个警官走进来，问：“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“什么事？”

“‘庄严’酒店打来了电话。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您赶紧过去。”

“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。”鲁瑟尔说“如果您想走的话”

“我必须走。那是我的上司。”

“明白。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。”鲁瑟尔说。

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，他说得多么正确。

32

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-勃兰登伯格发来的。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，取出密码簿，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。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，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。第二封电报内容是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。

我又看了看。

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。我想，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，维阿拉也许还活着。随后我考虑：我们能如何保护他？不是保护他，我想，而是保护物证。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？

我烧掉电报，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，再把它捣碎，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，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，对门卫说，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，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。

“已经全办妥了，先生。给您保留那间房，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。”

“您是从哪儿知道的？”

“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。”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“这是您的飞机票，先生。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。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。您飞经巴黎，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。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。”

我向他道谢，放回保险箱的钥匙，看着他将它锁好。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，脱去衣服，冷热交替冲了个澡。房里堆着许多盒子——我的西服、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。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，把衣服收起来。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，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。我要穿它们上飞机。我裸身躺上床，试图睡觉，但是我又清醒异常，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。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：“这是一出完美的戏。”我又关掉。现在是两点二十分，我看看手表，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。电话响起来了。

是昂热拉打来的。

“我刚才打过电话，可是您不在。什么出什么事了，罗伯特？是什么严重的事吗？”

“对，”我说“一件非常严重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我告诉了她。

一阵长长的沉默。我想，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。她终于轻声说道：“他是个好人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只是朋友，但是真正的朋友。我为他的死伤心。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。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，照顾她。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。”

“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——生活总是在继续，可怕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。后天八点。您看合适吗？”

“非常合适！您等等。我明天——今天——得飞往杜塞尔多夫。”

“多久？”我的天，她立马就这么问了！我心想，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。

“我不知道。不会长。如果长过后天，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。但是我希望，到那时我